同治中兴

关于作者

这本书的作者是已故的美国教授芮玛丽女士,她是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权威专家,历史学博士,也是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得意弟子之一,曾经任教于耶鲁大学。

关于本书

这本书是在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一出版就在美苏中三国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争议,可以说小小一本书惊动了三大国。本书推出后不久就成了美国大学里主修中国历史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这体现了这本书在美国学界的地位。

核心内容

本书作者认为,晚清同治朝的一系列改革举措,恢复了国内稳定,开创了中国最早的工业,帮助清朝实现了“中兴”。然而由于“同治中兴”的指导思想仍然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没有在现代的法律、金融、外贸、工业、教育等方面进行改革,因此,同治中兴不是一次现代化改革,而是一次向过去寻求智慧的复古运动。这种基因,最终决定了它的失败。

晚清的“同治中兴”,是中国政治精英试图借助传统的政治、文化、道德理念,来挽救清朝的一次努力,但由于这种路径的先天不足,同治中兴失败了。

《同治中兴》这本书是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一出版就在国际范围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为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美苏两大集团不光是在政治上对峙,在一些学术问题上也是相互对立,这本书里讲到一些沙俄欺负清政府的历史,同时又对美国给了很多正面评价,这就引起苏联方面的强烈不满。另外这本书肯定曾国藩、恭亲王奕䜣这些晚清重臣,对太平天国持否定态度,这种的历史观跟当时中国学界的主流立场也比较有冲突,所以中国学界对这本书也有很多的不认同。可以说,小小一本书,惊动了中美苏三大国。

而这本书的地位,也不光是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造成的,单纯从学术角度来看,它也是美国对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一本重要著作。举个例子,这本书推出后不久就成了美国大学里主修中国历史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这体现了这本书在美国学界的地位。而在今天,时代背景跟当年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们也更能够从单纯的历史角度,专注于本书的内容。
这本书的主题是晚清的“同治中兴”,作者对同治中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定性: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也就是说,她认为同治中兴是中国士大夫阶层依靠着传统的政治、文化理念,试图实现救国的一次尝试,也是最后的尝试。因为之后无论是改良路线还是革命路线,这背后的理念,都吸收了很多的外国思想。
用这个角度来看同治一朝的历史,我们关注的就不是慈禧太后、同治皇帝、曾国藩这些人物或真或假的历史轶闻,而是能上升到清末以来中国政治和思想走向的高度,对历史有更高更新的认识。这就是这本书在同题材书当中的独到之处,也是我们讲这本书的意义之所在。

下面就进入正题,我们分五个部分来讲:第一,同治中兴是怎么回事;第二,同治中兴是怎么实现的,有哪些内部和外部的条件;第三,同治中兴取得了什么成就;第四,同治中兴为什么最终没能让清王朝摆脱灭亡的命运,它的失败,主要是败在哪些方面;第五,这本书如何评价同治中兴,作者为什么说它是“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

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问题,所谓同治中兴,究竟是怎么回事。
要说“同治中兴”,那得从同治之前,也就是咸丰朝说起。在咸丰末期,清朝的局势可以说是糟得不能再糟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狼狈逃往热河;与此同时,在清朝税赋的主要来源江南地区,也正经历着太平天国运动;同年10月底,清政府被迫跟英法俄分别签了《北京条约》,割地赔款,特别是沙俄,割占了中国东北大片的土地。1861年8月22日,咸丰皇帝郁郁而终,六岁的儿子载淳继位,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
载淳的年号本来不叫同治,咸丰皇帝驾崩的时候,大臣们拟定的新年号叫“祺祥”,准备第二年改元。但是这个年号还没来得及用,慈禧太后就联合咸丰的弟弟恭亲王奕䜣,也就是著名的“鬼子六”,发动了一场政变,干掉了咸丰临终指定的辅政大臣肃顺等人。这场政变就被称为“祺祥政变”,也叫“辛酉政变”,因为1861年这一年是农历辛酉年。
之后,慈禧太后接受大臣建议,改元为“同治”。据说她之所以选择这个年号,是因为它暗喻两宫皇太后“共同治理”。就这样,祺祥这个年号还没来得及使用就被废弃了,1862年就成了同治元年。
从当时国内国际的局势来看,好像清王朝马上就要玩完了,然而同治一朝,竟然对内平定了太平天国等四场运动,对外跟列强的关系也缓和下来,并且还建立了一些早期的近代工业,政治上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开明,国力和民生都有所回升。这个势头,基本贯穿同治一朝,也就是1862年到1874年,这就是所谓同治中兴。
中兴,意思是衰落之后再度兴起。中国有句古话叫“一姓不再兴”,姓氏的姓,一姓就指一个朝代,因为一个朝代的君王一般都姓同一个姓。这句话就是说一个王朝衰落之后,就很难再复兴了。所以,“中兴”这种事是相当罕见的,中国几千年也就发生过这么几回。像周朝的“宣王中兴”、汉朝的“光武中兴”,后来唐朝中后期也有所谓“肃宗中兴”“元和中兴”,南宋开国时候也号称中兴。不过这些多是名不副实,后世也有很大争议。

第二部分

“同治中兴”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对同治一朝的高度肯定,至于说这个中兴到底是不是名副其实,我们该怎样评价这段历史,我们最后再来探讨。接下来先看一看第二个问题:同治中兴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

关于这个问题,作者总结了四点原因,其中两个是国内的,两个是国际方面的。

国内的分别是:一个精明的、有一定现代视野和自由度的文官政府的建立,以及满汉矛盾的趋缓;国际方面的则是:列强调整对华立场,以及中国的文化吸引了一些对中国亲善的外国人。下面我们逐一来讲讲。

受到一些影视文艺作品的影响,可能很多人印象中,咸丰一死慈禧太后就大权独揽了,其实不是这样。在同治朝初期,同治皇帝年幼,两宫太后的权力相互制衡,慈禧直到1865年才逐步掌握最高权力,再之后又经过大约十年,慈禧才获得独裁地位。而所谓同治中兴,主要就是在这个时间段。

在这期间,清朝事实上是由恭亲王奕䜣为首的文官政府来掌控的,他们的特点是精明强干、视野开阔。虽然他们还是传统官僚,未必有多少现代性,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给他们留下了足够的警醒。同时,辛酉政变中咸丰留下的满族重臣被大量清洗,也为当时的贤才上升腾出了空间。这样的形势下,同治年间的文官体制对外更慎重,处理内部问题时,则多了一些弹性和灵活。文官体制还恢复了天下士人对朝廷的期望,特别是饱受战火的江南才子们,在战火平息后又能参加科举了,这样一来,同治朝的社会凝聚力因此也得到了部分恢复。

另一方面,内外危机还意外地让清朝的满汉之别得到了缓和。其实在咸丰朝,清朝早期制定的满族优先政策就已经后继乏力了,曾国藩、左宗棠这些汉族重臣,在咸丰朝就得到重用,连保守的满族大臣肃顺,也认为需要授予能干的汉人更大的权力。从咸丰朝末期到同治一朝,像“禁止汉人移民东北”“科举中满族考生用满文答卷”“旗人的一些法律特权”这些以往造成满汉隔阂的政策,都大大放松甚至废止了,可以说除了八旗制和满汉不通婚这两条没变,其他的满汉界线基本消除。

这种满汉融合的步伐,直到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才停下来。这样民族界线模糊的局面创造了一种满汉上层和士人共治天下的图景,虽然血统上有差异,但在文化意义上,满汉上层成了维护中国法统、名教的盟友。

除了这些内因,还有外部的原因,首先是西方列强对清朝的所谓“好感时刻”到来了。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西方开始正面接触之后,列强特别是英国,对清政府非常看不上,比如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的英国首相巴麦尊。我们常听说一句话,“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很多人说是丘吉尔说的,其实真正的出处就是这位巴麦尊。

直到1857年他还宣称,“清政府不是一个合法的主权国家”,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明白过来了,要是不承认清政府,那他们和清政府签订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从法理上说也就站不住脚了。所以他们认识到,要承认并且维护清政府,因为这就是维护他们各自在华的利益,所以对清朝的态度有所缓和。

出于这样的考量,对于同治年间,民间的中英冲突,英国采取了相对克制的态度。书里举了个例子,1869年,台南的民众捣毁了英国人在当地的教堂,英国驻台的代理领事吉必勋和一名下级海军军官使用了武力,结果英国的处理是:降了吉必勋的职,归还了索取的赔偿。
英国是当时的头号列强,他们的态度也带动了法俄美这些国家,它们也都认识到,支持清廷更有利可图。

同时,随着一些外国外交官深入了解中国,为中国文化着迷,也出现了一些外籍的中国利益维护者。其中典型的代表有威妥玛、卫三畏、赫德和蒲安臣,西方的对华强硬派媒体曾经点名批评他们是“比大沽口炮台更能有效抵御西方文明的四角堡垒”。

威妥玛同治年间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发明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汉语拼读方法“威妥玛拼音”;卫三畏曾9次代理美国驻华公使,退休后成为是美国第一位职业汉学家;赫德1861年起在上海任职于海关总税务司,掌管晚清海关达半个世纪之久,创建了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1911年去世后被清廷追授太子太保;蒲安臣是美国对华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也是美国共和党的创始人之一。

这些人物的历史评价虽然仍很复杂,但在同治年间他们影响了清廷的政策走向和治理方式,引入了现代政府的一些原素,有时还阻止了西方列强治外法权的滥用。由此也帮助清朝在19世纪中期摇摇欲坠之时勉强站稳了脚跟。

##第三部分
正是这些内因和外因的综合作用,为所谓同治中兴的出现提供了条件。那么,“同治中兴”取得了哪些成绩呢?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同治中兴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恢复稳定;2、贤人政治;3、建立近代工业;4、设立新式军队。

首先是恢复了国内的稳定。

咸丰到同治这段时间,中国爆发过四次大规模的运动。先是太平天国运动,他们的纲领就是推翻清朝,鼎盛时期太平天国扩展到中国差不多一半的省份。还有杜文秀领导的“平南国”,定都云南大理,也曾经宣告独立。此外就是北方的捻军和陕甘民变。这些变乱,后人根据不同的立场,把它们定性为叛乱或是起义,说法不一,但不论怎样,战争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破坏。
同治政权采取“剿抚并用”的新方针,最终将它们一一平定。虽然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在整个清朝都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国内局势恢复稳定,这是一切的基础。

“同治中兴”的精英们做的第二件修复社稷的大事,是推行“贤人政治”。

“同治中兴”的主要推动者,在中央是恭亲王奕訢、先后任军机大臣及总理衙门大臣的瓜尔佳·文祥和沈桂芬等人;在地方的代表人物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等人,地方的这些重要人物后来也进入中央。其中最有样本意义的就是曾国藩,从他留下的家书和奏折中可以看到,曾国藩广泛论述了他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包括军队改革、农业复兴、道德、对外、工业化、教育、财税等方方面面。他的这些看法和思想,统统是儒家视角,使用的是儒家词汇,行动依照的是儒家标准。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特点,而是同治重臣们的普遍共性,儒学哲学起到了贯穿、统一他们思想和行动的纲领作用。也就是说,同治中兴依托的思想资源,是儒家哲学这一最传统的思想,同治朝的国家决策层还是寄希望于师法于传统和祖辈的智慧,注意,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的书名,把同治中兴称为“中国保守势力最后的抵抗”。

此外,同治朝在江南恢复了因为太平天国而停滞了十多年的科举,在考试上也引入了一些时政策论方面的题目,更注重培养有真正治世才干的人。比如清末的名臣张之洞就是因为在1863年的殿试中,对于太平天国等现实问题回答出色,而受到赞赏的。

同治朝还在限制卖官鬻爵、淘汰不合格官吏、严肃法纪等方面做出过努力。最典型的事件就是,同治八年,也就是公元1869年,山东巡抚丁宝桢杀了违法乱纪的慈禧红人,大太监安德海,而他的仕途未受影响。这部分说明了同治朝吏治整顿是相当严肃的事,而政府的主要官员,也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第三件大事就是建立工业和新的财政来源。

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是农业社会,所以同治名臣们首先重振了农业,来作为经济基础,比如安置流民,低价售卖或是租赁土地、种子,减免赋税等等。另外,在战争中清政府终于认识到了工业的重要性,他们尝试了建立近代工业,这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洋务运动”。中国的第一家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出现,中国第一次尝试现代的采矿业、铁路运输、电报通讯,都是在这一时段。

第四件大事,是同治朝官员们建立了新军以及配套的军工业,这也是所有改革项目当中,他们最感兴趣的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清朝决策层面临的是非常大的矛盾,一方面作为传统的中央武装力量的八旗和绿营早就腐化,没有战斗力了,不足以应对国内外的军事需求。但另一方面,如果依赖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壮大起来的地方武装,又恐怕会出现唐末藩镇割据那样的局面,地方大员会拥兵自重。幸运的是,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军权在握的人,并没打算另立山头,随着战争的减少,曾国藩的湘军等地方武装主动裁军,这种局面让朝廷有信心编练新军,尝试军事改革。

1865年夏天,长江水师成立,包括800名军官和1.2万名士兵,成为当时东亚最强的海军。同年江南制造局成立,在这里工作的工人薪水是当时农民的4到8倍,实行每天8小时工作制。1868年,江南制造局建造的现代型炮舰下水,随后,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建立福州船政局。船政局附属学校开授工程技术、驾驶、法语、英语、化学、冶炼、国际法等现代课程,培养出了严复这类的杰出人才。同治朝还聘请了一批外国人直接担任军官,其中比较有名的像我们在历史课本里看到的华尔、戈登,以及他们指挥的“洋枪队”。

不过同治朝廷从没放松过对他们的警惧,朝廷专门为这些人设计了“双龙宝星”的勋章,看上去很荣耀,但其实并不在正式的国家军功体系当中,这样,就防止了他们的军衔提升过快、权力扩张过大。

综上,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同治中兴”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四个方面:恢复稳定,贤人政治,建立近代工业,设立新式军队。

那么这些努力的成果如何呢?我们可以说,至少在当时看来还是比较令人瞩目的,曾在清朝任职的德国军官日意格在1872年写道: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英国的《泰晤士报》在一篇评论中兴成就的文章中承认了这一观点。事实上,这些成就作为同治中兴的遗产,在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中,也保证了中方在硬件方面至少没有落后太多,本书作者甚至认为中方在这两场战中投入的现代型武器比对手更多。至于战争胜败,主要是更基础的政治和社会因素决定的。

另外在外交上,清廷在学着适应西方游戏规则同时,仍然艰难地维持着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像越南、朝鲜这些从前的朝贡国,在这个时期又开始向北京派遣使者了。当时的外国观察家对此大为惊讶,他们评论说:这些朝贡国是在“继续崇拜中国的影子”。

第四部分

前面说了同治中兴的主要成绩,确实,它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个“第一次”,尤其考虑到这种成就是在咸丰朝内外交困的烂摊子基础上实现的,确实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然而,我们都知道,同治朝所谓的中兴,最终没能让清朝免于灭亡,在甲午战争中跟同时期开始维新的日本正面对抗,更是一败涂地。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同治中兴的表象之下,隐藏着哪些导致未来失败的隐忧呢?

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第四个问题,也是这本书和这段历史最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同治中兴为什么最终会失败?又是什么因素阻止了中国社会向近代化、现代化的转型?

前面交代了,同治朝,是从1862年到1874年,但是所谓同治中兴这个历史阶段,并不跟同治朝的起止完全吻合。在这里,作者探讨了她眼中“同治中兴”落幕的标志性事件,那就是1870年的天津教案。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很多外国人居住在天津,他们的传教,以及一些不法行为,跟当地中国居民一直有摩擦,大家相互看不顺眼。当时,在天津的法国传教士建立了育婴堂,育婴就是养育婴儿,主要是收养弃婴,而由于他们会给送来婴儿的人一笔钱,这就被理解为买婴儿,这也确实变相鼓励了拐骗婴儿的行为,民间一直对他们这种行为很有非议,甚至传言,育婴堂吃婴儿的传言。

6月19日,迫于民间压力,天津道台约见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搜查教堂,第二天,主管神机营的天津最高长官崇厚亲自介入。当双方准备向上汇报的时候,当地道台、知县等人再次要求进入教堂,傲慢的丰大业在秘书陪同下闯进了崇厚的官邸,向崇厚连发两枪。官邸外面的地方官、士绅、民众随后围住了丰大业,丰大业开枪打死了其中一人。愤怒的人群当即杀死了丰大业和他的秘书。之后又烧毁了法国领事馆,冲进教堂、育婴堂杀死10名法国修女、2名法国神父、7名各国侨民和一些中国教民。

就这样,仅仅一个下午的时间,总理事务衙门和列强苦心经营的“蜜月期”就结束了。消息传回欧洲后,对华开战的声音再次响起,虽然在当时的直隶总督曾国藩等人的勉力维持下,最终仗没打起来,但是,这一下中国在列强以及西方民众眼中的印象分,一下就降到谷底了,之前对实现“同治中兴”非常重要的宽松的外部环境,逐渐就丧失了。此后,随着中兴名臣中曾国藩1872年去世,瓜尔佳·文祥1876年去世,以及恭亲王奕欣受到慈禧的猜忌和排挤,同治时期的文官体制其实已只剩下残影。

严格地讲,天津教案和中兴名臣们的谢幕,只是“同治中兴”落幕的象征,同治中兴并不存在一个精确的截止时间点。但后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失败确实在“同治中兴”期间就已经初露端倪。“同治中兴”的基因中,带有天然的致命缺陷。从本书当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六点。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固守以“礼”为核心的习惯法,而没有建立有助社会转型的法律体系。

这个观点,再次呼应了本书的书名,“中国保守势力最后的抵抗”。在作者看来,中兴名臣们试图采用的,还是在过去几千年中维持中国运转的“礼教”,以“礼”来作为法。换句话说,他们只想修复一个以“礼”来作为运转法则的旧式的社会,而没有想到也没有尝试,建立一个以“法”为基础的新式的社会。这种认识和追求,就注定了同治中兴有太多无法逾越的局限。比如说,“同治中兴”的精英们虽然尊农重农,但并没有发展到解决土地所有权的问题。

同样,出于固守“礼”的使命感,他们从没打算打破社会等级秩序,让社会新生力量参与到中兴事业上来,相反是极力维护原有等级,原有价值观。这种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沿袭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这点其实从近年来的影视作品中我们就能感受到。无论是早些年的《胡雪岩》《乔家大院》还是前不久热播的《那年花开月正圆》,从中我们都能看到,晚清的商人,任你富可敌国,在权贵主导的政治秩序面前,还是毫无还手之力,所以他们的财富和智慧没法发挥充分的作用,来影响社会的发展。而反观欧洲和日本的商人,在社会转型期,堪称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

第二,是滞后的财税金融体制没有跟进,没有催化出新的金融业。

比如,清朝后期,海关收入对清朝财政以及格式举足轻重,但是对于现代化的海关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即使中兴重臣文祥也缺乏基本认识。他跟赫德的一段对话很有代表性,他对赫德说:“如果你们外国人回到自己的国家,还我们以平静生活,我们愿意把你们带给我们的所有海关增收都给你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便时文祥这样的同治朝政治精英,在接触了新的金融机制之后,也没有意识到参照这个模式改造帝国金融,是富国强兵的关键,而是不惜放弃这部分收入,也宁愿回到闭关锁国时代的所谓宁静之中。

第三,是认识不到对外贸易的必要性。

乾隆皇帝虽然喜欢来自西洋的新鲜玩意儿,但从根本上,把这些视为一种奇技淫巧无用之物,而到了同治时代,政治精英们对新鲜事物的认识可以说并没超出乾隆的水平。比如负责对外贸易的名臣刘坤一就曾经表示,外贸对中国制造业是一种危害,因为会挤占中国产品的市场。

第四,与近代化相适应的新学体系没有发展起来。

虽然同文馆、天文算术馆建立了起来,但是,近代化教育并没有普及到基层,全民教育体系更是谈不上。即使是有机会进入同文馆的贵族子弟,他们学习新学,也更重视自己的旧学修养,因为这些旧学,更有利于他们的仕途。

第五,是在近代化进程中自缚手脚,顾虑太多。

恭亲王承认铁路的潜力,但同时担心,一旦铁路修通,成千上万的失去传统生计的人将丢掉饭碗。同文馆对翻译外国科技著作充满热情,但又唯恐这些新的思想观念动摇传统、动摇清朝的统治基础,因此大量的译著,翻译完之后就被束之高阁,而没有真正投入到应用领域。后来这些中国翻译、编写的书籍,都被日本的维新派视如珍宝。

第六,是同治时期短暂出现的文官体制,最终在慈禧重新确立独裁体制后寿终正寝。

随着慈禧权力的不断扩大,曾经在同治中兴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官政府也时断时续,恭亲王奕欣的宦海沉浮,就是最佳的样本。他几起几落,手里的权力不断缩小,也越来越无所作为,最终1884年中法战争,以恭亲王为首的军机处被勒令全体下岗,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甲申易枢”。之后,国事更加不振,“同治中兴”短暂出现的兴旺气象荡然无存。

第五部分

以上这六点,就是我们从本书中总结出的,同治中兴失败的六点原因。说完这部分,我们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作者把同治中兴称为“中国保守势力最后的抵抗”。

其实这个答案就在作者对同治中兴失败原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当遭逢晚清种种“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中国的决策层虽然认识到了要采取重大的变革来应对危机,但是他们没有找准变革的方向,出于种种原因,他们选择从过往的经验中寻求出路,希望借用传统的儒家意识形态和制度,让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作用,应对危机。

所以作者说,在意识形态上,“同治中兴”不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而是一次全面复古运动。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同治时代的各项改革,也就只停留在技术上,而没有推向纵深领域。这些基因里的不足,加上国内的腐败、民族隔阂等顽疾,国外的列强的觊觎,种种因素最终决定了“同治中兴”的悲剧命运:它既是传统的中国保守主义者面对西方的最后一次顽强抵抗,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次夭折。

总结

到这里,《同治中兴》这本书的全部内容就为你说完了。在这期音频中,我们分别从5个方面剖析了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首先,我们介绍了“同治中兴”的基本概况;然后分析了同治中兴得以实现的国内和国际条件,其中国内的条件是:一个精明的、有一定现代视野和自由度的文官政府的建立,以及满汉矛盾的趋缓;而国际方面的条件则是:列强调整对华立场,以及中国的文化吸引了一些对中国亲善的外国人。

接着,我们说了同治中兴取得的四项主要成就成就,那就是1、恢复稳定,2、贤人政治,3、建立近代工业,4、设立新式军队。我们还总结了同治中兴最终失败的6点原因。

最后,我们也提到了作者对同治中兴的认识与评价,为什么说这是“中国保守势力最后的抵抗”。